2016年11月26日晚，被称为华语电影三大奖项之一的台湾金马奖迎来了第53届嘉会。在金马奖的主视觉海报上，一个身穿白衬衫的男孩拿入部下手电筒玩偶姐姐 麻豆，向着太空映照出一束光亮。海报上的男孩是13岁时的台湾演员张震，形象来自于1991年的电影《牯岭街少年杀东谈主事件》（以下简称《牯岭街》）。同庚，好意思国圭臬储藏公司刊行了《牯岭街》的蓝光汲引版，再次引起影迷热议。那技巧，距离这部电影的导演杨德昌清除已昔时了9年。

第53届台湾金马奖主视觉海报

技巧不时鼓励，如今咱们来到了杨德昌清除的第十个岁首。10年前的本日，杨德昌因结肠癌病逝于好意思国加州贝弗利山庄的家中，享年60岁。他生前共导演了8部电影，并担任了其中7部电影的编剧。其中，改编自台湾青少年简直杀东谈主事件的《牯岭街》、刻画落发庭亲情及人命风趣风趣的《逐一》获奖多数。台湾电影学者、影评东谈主焦雄屏称他为“当之无愧的电影群众”、“宇宙级的东谈主物”，盛赞其艺术建树让所有东谈主感到雕悍，而他的厌世更是让团结代的台湾导演，“新电影盛开”代表东谈主物之一的侯孝贤感喟谈：“一个时期昔时了。”

“诚然（杨德昌）作品未几，但不脱手则已，一脱手必惊东谈主。部部都是制作严谨，抒发横暴深入、足以载入图书的实验宗旨力作。”学者黄文杰如斯评价杨德昌的创作。身为台湾电影琢磨者，黄文杰著有《消一火的电影江湖》一书，在杨德昌清除10周年之际，他又写了《愤时疾俗：杨德昌和他的电影》抒发我方对这位影东谈主的敬意。

这本书不仅连合探究了杨德昌的东谈主生资格过头电影内涵，更为了“琢磨当作社会反想者、批判者的杨德昌在当代变迁化中的勾引于反想、大怒与坚握”。正如书名“愤时疾俗”所昭示的，读者不错从黄世杰的琢磨中一窥杨德昌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台湾社会万象的宗旨，塑造出了一个在电影除外愈加全面和完好的杨德昌的形象。

《愤时疾俗：杨德昌和他的电影》黄文杰 著  复旦大学出书社 2017-01 对台湾进修近况动怒： 目田的民风越来越少，保守的想想越来越多

在电影《牯岭街》中，国文本分“中国笔墨是最有风趣的，洋文比不上”的说法被学生质疑。不仅建议质疑的学生小猫被罚了，连无辜的男主角小四也被罚站，只是是因为莫得回答本分“谁在嘘他”的问题。自后，因小四的同学滑头抄袭他的试卷，小四的爸爸去学校交涉，最终因动怒学校指令的官僚腔调而发生了争执，小四被记了大过。在黄文杰看来，这两处情节不仅反馈了专制学校与压迫式进修的乖张，亦然杨德昌从小在上学经由中受到的偏见、压抑的映射。

上小学时，杨德昌就对本分产生了挣扎心思，因受了不公谈的刑事包袱而不睬睬本分。3年后，杨德昌的母亲不得已将他转至女师附小，他才初始郁闷念书，成了“众东谈主眼中的勤学生”。

1959年，杨德昌考上了“开国中学”初中夜间部，次年考入白日部。这与《牯岭街》中的小四的资格是一样的。这时的杨德昌“予求予取，个性目田发展”，因认为许多本分对他扭曲很深，两边相关不太好。他爱看漫画，因上课时画漫画、传阅漫画而被月旦和罚站。到了初三时，杨德昌遇上了一个他认为“心思有问题”的本分。这位本分以“有同学反馈杨德昌调戏女本分”为借口修理他，泛泛强制杨德昌写懊悔书。原因安在？他认为这本分“认为好看挂不住，一定要在所有的学生眼前修理他”。就这么，杨德昌渡过了一段不那么快活的初中生涯，他认为这种打压学生的情况在那时的进修环境下十分纷乱。

“（杨德昌）对台湾的进修环境真的是很反感，他常讲以前上课时是何等动怒足，认为本分对东谈主抱有怀疑，像《牯岭街》述说的是当年他就读开国中学夜间部的情形，到了《逐一》，样样被压抑，被本分羞耻，富饶是他个东谈主的投射。”杨德昌生前的勾合伙伴、台湾导演吴念真这句话，再次考证了杨德昌对台湾进修的动怒。

杨德昌曾经遇到过良师。在国立交通大学时，他的国文本分陈乃超授课天马行空，教写稿老是冲破老例、让学生目田融会。大一放学期有一次写稿文，杨德昌把“底本以为作文里应该有的东西通通都丢掉，猜测什么就写什么”，已矣获得了第一个甲。有一次，陈乃超在黑板上写下了管仲的“能者作智，愚者守焉”，并让学生“且归好好想想”。回望此事，杨德昌认为这8个字叫醒了我方的创作意志，对我方影响宏大。

电影导演杨德昌

1988年，在导演了《指望》、《海滩的一天》等4部电影后，杨德昌在电影责任除外还进入了台北艺术学院戏剧系执教。在那处玩偶姐姐 麻豆，他被视为一个另类的本分，不按常理出牌：他先讲一段表情，让学生发表宗旨，也说说他我方的见地；学生马虎地坐在沿路共同规划，以致不错去电影片场实地见习......这么的情形握续到了1995年，终末以杨德昌被学校解雇而告终，学校认为他这种“离经叛谈的陶冶时势过于激进”。

“目田的民风越来越少，保守的想想越来越多。”关于台湾进修那时的景象，杨德昌心胸感喟，并投射进了我方的电影中。

对台湾媒体不信任： 报纸与电影刊行商站在团结阵营，并饰演救世主

杨德昌有过许屡次与记者发生不快活的资格。据《牯岭街》勾搭主谈主、台湾导演陈以文回忆，杨德昌有次在香港选定媒体拜谒，认为“我方所说的对方并不懂”，决然拒却了记者“第一个问题没录好，但愿再录一次”的央求。还有一次在《牯》的责任室，杨德昌更是被气得下楼走了，因为记者说了一句“杨静怡不是好意思女，为什么要找她来演”。

“基本上，杨德昌对媒体是不信任的。杨德昌会怀疑什么是简直，媒体所呈现的是一个东谈主的正面，藏在后头的东西是不为东谈主所见的。”《恐怖分子》的共同编剧小野回忆谈，在当年撰写这部电影的新闻稿时，杨德昌每次都会强调：“咱们要已矣得相配准确，借由新闻稿束缚释出音讯，让记者不可写错。”

在《牯岭街》刚上映时，有些记者为了博眼球，评价这部电影是“一个外省东谈主对台湾腹地东谈主的乱骂”，让杨德昌瞠目热爱。当他对刊行商私吞台湾当局的电影扶植津贴建议抗议时，部分媒体会受刊行商之邀，发表了一些血口喷人的文章——“说我（杨德昌）如何非议这个社会、说我不爱台湾，说我更像大陆东谈主。”这种利益集团互相勾通的作念法，让杨德昌对媒体愈加失望。他说：“电影之死归结于新海浪的兴起：台湾的纸媒遥远都和各大电影刊行商是团结阵营的，因为这些大刊行商是纸媒告白收入的主要客户，而理所天然，纸媒则为刊行商但愿完毕的宣传成果营造公论攻势。”

电影《麻将》海报

在影片《麻将》中，邱董有一句台词：“那么多东谈主每天看电影看八卦杂志看畅销书，以致看告白，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想听别东谈主告诉他若何过日子。”黄文杰在书中写谈，此处不仅是挖苦、批判众东谈主“不知谈我方想要的是什么”，反过来也批判了媒体通过饰演群众的救世主，制造多样跋扈来骗东谈主和收货。杨德昌在选定焦雄屏的拜谒时说：“贸易电视、媒体的基础都是大告白，这种东西最容易掉进去，人人只收货不付出，终末等于骗东谈主骗钱......人人不察觉这个支配和克扣的手段，但事实上到处都有默示，其实诞生的成分富饶一样，等于告诉你，你需要什么。”

那么杨德昌认为媒体告诉群众需要什么呢？在电影《独或然代》中，杨德昌回答了这个问题。影片中，Molly的姐姐是一位电视主握东谈主，在一档收视率很高的节目中宣扬用“爱心”和“成双成对”来治服伶仃，标榜这个宇宙“充满了光明，充满了但愿”。事实却是，营造出婚配完好意思的幸福形象的她，与我方的丈夫早已厚谊离散，耐久分居，却在被指出简直情况后称这是讹传。Molly的姐夫写了开阔的甘好意思的爱情演义，销售火爆到”卖得比琼瑶还好”，但自后他觉悟了，露馅这些书“都是一些毒品，一些烟土”，是用来安危心灵空泛的群众的居品。更挖苦的是，当他意志到这些，升沉了写稿立场，写成了他认为简直心情群众的《儒者的困惑》时，宣称为了空想插足文化行状的Molly却看不到这本书的价值所在。

“刻画台湾东谈主精神状态的肖像画师”： 东谈主和东谈主之间其实只须一个东西，等于真

在《杨德昌》一书中，好意思国影评东谈主约翰·安德森称他为“刻画台湾东谈主精神状态的肖像画师”。在安德森看来，杨德昌在每部电影中都描写了当代东谈主的糊口感受，深入探讨了群众在时期幻化中的精神危险停战德危险。从中咱们不出丑出，杨德昌对此当代东谈主的生活怀有千里重的懆急。

《牯岭街》的叙事配景是上世纪60年代初的台湾，一个战乱、迁移尚未远去的过渡时期，一个全民战抖的时期——国民党对人人实行严厉监控，成年东谈主生活在对出息的未知与错愕之中，而一样惊愕的孩子则通过结党营私寻求安全感。关于实验和电影里的谋杀案，杨德昌反对将事件单纯化的作念法：“这个杀东谈主事件不是一个单纯的谋杀事件，促成杀东谈主事件的是通盘环境，凶犯是通盘环境。”

电影《牯岭街少年杀东谈主事件》剧照

到了20世纪80年代，在工业化和当代化的转型之下，台湾创造了令全宇宙刮目相看的经济遗迹。在《台湾四百年》一书中，作家许倬云曾用“钱淹脚目”形容台湾及东谈主民此时的饶沃。1992年，台湾东谈主均收入已由1951年的137好意思元，涨至9591好意思元，涨幅高达70倍。杨德昌看到了随之而来的精神危险停战德危险。在针对电影《独或然代》的采访中，他谈到：“东谈主类细腻到这技巧，物资细腻也到这技巧，其实咱们是在一个相配危险的阶段。这部电影要讲的问题是来自咱们的精神生活”，“如安在精神生活上头让它合理化，让它健康，让它更茁壮，这是这个故事要规划的、蛮贫寒的话题。”

遇到精神危险的东谈主物在杨德昌的电影里比比齐是。《逐一》里的敏敏哭着反省我方生活：“我认为我方粗略白活了，我每天像个白痴一样，我每天在干什么？”《恐怖分子》里的周郁芬在演义中写谈：“那天是春天到来的第一天，要是你了解季节，变化只是一种循环的疏通，这一年春天和日常莫得两样。”从《麻将》里红鱼的欺蒙诱拐，到牯岭街上的青少年不法，杨德昌把东谈主们空泛没趣的生活状态停战德上的窘境长篇大论地阐扬了出来，但他并莫得自艾自怜：“我一直坚信，‘诚’‘真’是曲常贫寒的，东谈主和东谈主之间其实只须一个东西，等于真。”

以悲催为刀兵的乐不雅宗旨批判者： 本来就要批判社会，等于要对社会有见地

咱们在评价杨德昌的电影时，总绕不外“批判”二字。小野在《咱们曾是相互的“恐怖分子”》一文中，称杨德昌“看什么都不欢喜，拍得很冷情，把沦落的、昏黑的一面展示出来，让东谈主们不要秘密。”杨德昌本东谈主也复兴过，说他批判只是因为爱台湾。“我爱台湾，因为我孕育在台北，我爱这个地点。但到头来，老是有东谈主会说，假如你真的爱它就不应该月旦它。”而杨德昌当作一个常识分子，他认为我方“本来就要批判社会，等于要对社会有见地”。

关于杨德昌电影中常识分子式的批判精神，学界已完毕了笃定的共鸣。比如台湾学者吴珮慈对此嘉赞谈：“杨德昌作品中所富含的感性想辨力量与常识分子批判色调，力谈之强，令不雅者记起，在台湾影坛可谓无东谈主能出其右。”再比如在著述《杨德昌的电影宇宙》中，法国粹者让·米歇尔·付东将这他的批判立场高潮到了对人命的想考层面：“他以一种批判的构建时势使东谈主显然，咱们究竟生活在若何样的一个宇宙，什么才是人命的源能源，以及人命的终结将是若何一种结局。”

杨德昌悲不雅吗？黄文杰在书中写谈，悲催只是他用来批判社会的有劲刀兵。谈到电影《海滩的一天》时，杨德昌曾说：“人命的延续力在于对将来的光明灿烂的正式，本片终末的方针也等于在默示这种前赴后继的信念。”在洛杉矶西木村杨德昌的墓碑上，刻着这么一句铭文——“Dream of love and hope shall never die”（爱与但愿的梦永存）。

《愤时疾俗：杨德昌和他的电影》 黄文杰著 复旦大学出书社 2017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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